时尚的鼓噪真不可小觑，潮流足以移动大部分的人心。大家在商业性的奔波、劳碌、设计、算计、忧患中渐渐耗尽了自己的人生。即在文人这个圈子里，像乔治·吉辛那样，在郊外的草庐中住下来，在四季的更替中静思人生、艺术种种不堪种种细微之处的人，更可谓吉光片羽。于是又想到近代美国人，那个写《瓦尔登湖》的梭罗。他在远离嚣尘的山上住下来，自己开垦耕种，拿农副产品去小镇上换一点生活必须品，然后在那“苟延残喘”中维系自己的读书和思索。
说到读书和思索，在敏感的人，还是要禁不住怦然心动的。“古人唱歌兼唱情，今人唱歌性唱声”，我们在前人的思想空间里面游移、涵泳，使自己保持对文化、思想一种静观的余裕，于我们短暂的生涯，不啻是精神的盛宴。思想之美，确使我们在新的时代中庆幸而安稳。我们中很少有人真的就返顾渔樵，莳养菜蔬，这样看来，陶渊明的自然高致，吉辛和梭罗的动心忍性就更难实行。幸而在思想的硕大空间，我们毕竟还能找到久远的寄托。我要推重的，是中国古人译著的佛典。
佛典作为深广的智慧，思想的崇山峻岭，深涧大壑，有多少美妙之处耐人寻绎呵！我们在佛典的深山里跋涉、探寻，虽未真的置身山野，而在感觉上，却跟真的置身山野也没有什么两样。
川端康成尝谓佛典是世上最大的文学。洵非虚言，仅汉译《中华大藏经》就在两万三千卷以上。非穷毕生精力，难以细究。我最倾心的，是佛经里的比喻（譬喻），似乎也可以说比喻是佛经里最集中地体现佛教智慧的地方，巧比妙喻、多因思想的闪光而更具神采。佛教虽然不免要宣扬蒙昧主义，但要影响人心，要深入人心，所以其教义论说也终不离人生、艺术两端。执着人生是要发扬阐明其推重的道理，附丽艺术是为了说得更好、更形象、更有味道，结果世代发扬，推陈出新，佛家自己时时不忘的不落言筌，得意忘言在经籍著作本身都成了一种“可爱的假话”，这是一个有趣的矛盾。一方面视世事为水月镜花，人生为电光泡影；一方面又巧比妙喻，甚至绮思迭出，确实矛盾，然而矛盾正是智慧的代价。我们在领略其思想意蕴的时候，也得到品藻艺术的享受。佛经以地狱、饿鬼、畜生为三个轮回之所，谓曰三恶道，人若不出淤泥，久处恶道，则“常在三恶道，宛转如车轮。”（（出曜经》）这种寥寥几个字，化抽象为具体的功夫委实是无与伦比的，使人不但可以想象还似乎能够看见，车轮之宛转轮回本属平常，当其与恶道这种抽象义连属，则顿时有了全新的含义。
这种比喻，在佛经中确乎是移步珠玉，随处可见。而僧人，说法的高僧似乎并不以此俯拾即是的比喻为然。他们更看重淋漓的博喻，用多种事物来阐述一个道理，接二连三、目不暇接，有时甚至给人心眼的光怪陆离感觉，又仿佛中国书法中的草书，笔意辗转相连，在人心中镌铭不灭的意绪。佛家的驱遣博喻，类如才子的作文，痛快处简直忘了自己是在宣扬义理，而成了弄才使气展现自己的文学手段。他们劝人节制禁止炽烈的欲望，说是“为欲所使，如奴畏主；混沌欲中，如猪处浊。淫欲亦如是，抱刃以自丧；睹新即厌故，所乐亦无常。言为刀斧裁，笑为棘与荆。饰外以花香，愚者见喜欢，譬如鸩毒药，以和甘露浆，痴人贪其味，饮者皆仆僵……”《法苑珠林》他要说明问题，并非空口说大话，他真的有话要说，并能句句说到要害，而艺术形式的讲究，终于造成一种表达的气势，如迅雷飞电，龙蛇云物，飞动意绪之间，我们不一定接受他的观念，但不得不为他的智慧有所震慑，不得不为他的艺术手腕而击案称羡，而注目良久。
一个浮躁的时代尤其需要思想的滋润，不然人们干涩的头脑终会被锈斑所剥蚀。佛家的智慧，在头脑形成，经心灵而出，不但感人，且能自感，这正是真艺术的征候。“亦如蚕作茧，吐丝还自缚”（《身观经》），那是与生俱来的悲剧，其实也正同存在主义的西西弗斯神话中心相类；而“智炬昏冥，慈云消灭，长夜诸子，诚可悲也。”（《法苑珠林》）这种对生命的深沉嗟叹，一般有头脑的人，谁也不会无动于衷的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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